中文版
  • - In the News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03日 阅读量:

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为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为金融服务带来更多样化的数据来源,更快的数据存储速度和更强的数据分析能力。这一系列自动化技术的实施,有效地将金融服务标准化、降低了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并触及了以往无法或难以覆盖的长尾人群,包括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以及农村群体等。技术驱动带来的金融普惠,在各个领域、各个企业,都取得了一定的应用经验,也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上述背景下,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三就以“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为主题进行探讨。嘉宾们就“金融创新的信息安全基础”,“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信息安全是惠普金融的基石”,“普惠金融的商业逻辑”,“强监管周期下的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发生的未来”,以及“现金贷是否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引发的负面影响”八个主题发表讲话。
      本场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鑫苑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鑫苑房地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燕主持。


金融创新的信息安全基础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表示,我国依然面临着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化的共性难题。这些难题,成为实现全面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去破解。
李东荣首先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解决“普”的难题;二是有助于解决“惠”的难题;三是有助于解决服务质量的难题;四是有助于解决商业可持续的难题。
      随后,李东荣也提到数字普惠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以及其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都需要引起普惠金融从业者的高度重视。这些挑战分别是风险治理、数字鸿沟、基础设施、监管适应性,对监管体制方面,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前述分析,李东荣认为应该研究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一是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二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体系;三是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体系;四是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体系;五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者保护体系。
      李东荣表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作为国家行业自律组织,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实践和风险治理,愿与各界同仁一道共同研究、通力合作,努力实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



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要有边界。他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应回归金融的本质,但是不忘普惠初心。这里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普惠金融有别于政府扶贫,它不是慈善金融,也不是扶贫金融,它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金融,就必须履行金融的内涵;第二,它的经营必须要建立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就如何建立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方面,焦瑾璞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第三,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第四,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第五,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焦瑾璞指出,监管体制错配和法律体系滞后,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他建议应当:一是明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边界;二是对金融机构采取行为监管;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构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型法律与监管体系;四是发展监管科技,利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副主任,中证监测总经理赵立新就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科技做好证券期货监管发表了看法。
      赵立新首先提到了金融科技运用的上三个场景:智能投顾,基于大数据的指数产品、交易策略和信息增值服务以及基于监管科技的风控合规系统。金融科技为这些场景带来了更低的成本、更强的纪律性、更广阔的服务面,相关技术充分利用所有信息发现价值,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能够克服人类在交易操作上的缺陷,还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随后,赵立新也指出,金融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导致的顺周期特征及交易行为趋同可能加大市场波动,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相互加强,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最后,赵立新介绍了金融科技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应用前景,包括探索智能监管和完善市场监管的基础设施。他建议:一是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建立各监管业务条件之间、各市场之间的信息关联;二是进一步整合全市场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深挖数据金矿,对监管业务和流程进行集中的再造;三是构建资本市场运行及系统性风险,监控监测指标体系,开展政策效果的检验和评估,努力成为市场决策者的智囊。


信息安全是惠普金融的基石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总经理季小杰表示,想普惠金融走得更远、更稳,信息安全仍然是基石。她就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用户身份精准识别和认证的问题。她表示,核实用户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金融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现有条件下,建立立体、多维度的认证体系是实现线上业务身份识别和验证的有效手段。
      第二,关于保证交易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具体表现为如何保证参与方相关权力与缺失有效的线上证据保全机制两个方面。她认为可以从电子签名与公正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所颁发的数字证书、基于数字签名技术的无纸化解决方案和合同签署的时后保全服务体系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第三,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问题。安全的管理应该是多维度的,除了数据传输的安全外,系统本身的安全缺陷也可能导致信息被偷或者是本身被劫持。定期的信息安全系统检测是必须的,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地发现安全问题,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四,建立共享机制,联防联控安全风险。她建议尽可能大范围地打破行业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建立高效的联网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做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
      季小杰总结,在科技驱动的普惠金融时代,金融服务不断创新的同时,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加,CFCA愿意为普惠金融保驾护航,让金融真正地触达普惠。


普惠金融的商业逻辑

      京东金融首席执行官陈生强指出,要做普惠金融,必须找到低成本、可持续的模式。经济学中,企业成本有一个划分维度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成本结构的不同,使得经济实体所能服务的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也完全不同。如果金融机构固定成本低、变动成本高,那么只能去服务高收入人群和高价值的大公司。反之,则相对没有边际的限制,可以快速复制,覆盖更多群体。目前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症结在于变动成本高,而科技正好可以助力金融机构改变成本结构,并通过贷前、贷后管理降低信用风险,优化服务能力。
      用科技降低三大变动成本:一是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触达到传统金融难以触达的人群。通过将这种场景开放给传统金融,就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获客成本;二是科技公司可以在生活消费和产业交易场景中获得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真实反应了客户需求和实体经济的产销情况,通过这些数据+风控技术可以去做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三是在流程运营层面,科技公司可以基于更好用户洞察能力、产品洞察能力,实现从客户申请、授信、放款、贷后的全流程贯通,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极大地改善客户体验。
      陈生强还介绍了京东金融实践普惠金融的经验,以及其如何为金融机构提供助力。一是在批量获客方面,京东金融基于京东数亿用户的基础以及电商交易场景,2014年推出了业内首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白条”,切入了传统金融不便触的弱信用人群或较低收入群体;二是在风控方面,依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做风控。智能风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几乎就不再产生变动成本;三是流程运营方面,以农村金融的养殖贷为例,帮助养殖户建立了一套现代化农业养殖管理体系,提高了整个贷前、贷中、贷后的流程效率,也降低了信用风险。
      陈生强认为,未来的金融服务要形成一个“O+O”的模式,即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放眼全球,传统金融拥抱新兴科技,利用科技的能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正在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强监管周期下的金融科技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董褀就强金融监管周期之下的金融科技以及凡普金科积累的一些实践和创新两个方面发表了演讲。
      董褀表示,中国的金融科技目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上,这个和在过去几年整个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科技等新生事物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但是从2016年底开始,更严格的监管正在发生,在新形势下有利于帮助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他基于两个主要判断:一是金融科技创新,使得可以把钱推到个人和小微企业去;二是金融行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生存。所以金融科技机构就需要通过技术让变动成本的幅度和整个服务的门槛降低来寻求生存空间。
在凡普金科的实践方面,董褀介绍,该平台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和类似理财的撮合服务,满足用户不同生命阶段的金融服务需求。凡普金科的云图系统整合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使得其在风险的管理和精准获客上面获得一些优势。能通过大规模应用技术使其盈利性可持续化。
      最后,董褀指出了金融科技领域需要两方面的创新,一方面,专注在金融科技上的公司需要持续创新,才能提供可持续性的低门槛、补充性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需要监管层面上的更多创新,促使行业里面各主体(无论是第三方的机构,还是龙头企业)相互之间的合作,从而使得技术、信息和数据能够得到更多的共享,降低整个行业的运营成本。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发生的未来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以蚂蚁金服的实践举例,并从五个方面来讲金融科技最重要的趋势,探讨金融科技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金融体系的两大问题:难普难惠和脱实向虚。
      第一个趋势是技术可以全方位地降低金融的服务成本,推动金融的普惠化。陈龙强调,任何有生命力的金融创新都是通过解决金融的痛点来产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金融,创新一定是解决了商业的痛点;第二个趋势是金融的场景化。将来的金融就长在场景里面,不会是分开、分离的情况。保险和信用都能很好的和场景结合起来;第三个趋势是改变了触达方式和商业的逻辑,以后的金融会以用户为核心,打造C2B的金融生活概念;第四个趋势是传统金融和金融科技应当互相激励、补充、融合生长,陈龙相信,从长期来说,金融科技这个词会消失;第五个趋势是由于中国监管层非常智慧地营造了一个宽容、鼓励创新的环境,总体来说中国的金融科技已经领跑全球。
      陈龙最后提到了蚂蚁金服经常强调的一个词:Techfin。他表示这个词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它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二,技术一定要重构金融的体验;第三,要多做Tech,让金融机构多做Fin,双方一起合作,开放共享,共同为客户创造价值。


现金贷是否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引发的负面影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廖理分享了一篇关于现金贷的学术论文。
      廖理介绍,美国的发薪贷最早源于工作族的“月光”,这部分钱一般为几百美金,期限较短,综合的费率会在300-500%的年化利率水平。他表示,发薪贷在美国也有很大的争议。美国有20%左右的人面临着信贷约束,大概有15%会转向现金贷。
      该论文提出的问题是,现金贷是否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引发的负面影响。论文研究的方法是,收集了1996-2002年1000个社区的资料并分为两组,一组提供现金贷,一组不提供。作者Adair Morse教授选取了自然灾害作为财务困境的外生冲击,考察其对这个社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实验的结果是,有现金贷的地区比没有现金贷的地区,负面影响降低了20-30%。作者因此指出现金贷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廖理也提到该论文作者Morse教授为美国消费者保护局写的一封信,并指出中国的现金贷问题和美国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没有区分借款人的类型、时间周期太短、未提供有效的激励以及缺少信息共享系统。Morse教授建议在产品的设计上可以设计一个提前还款利率可以打折的定价策略,筛选优质的贷款人,激励贷款人提前还款,避免不断续借,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整个现金贷的息费水平。
      最后,廖理分享了国内现金贷的现状,他以国内某现金贷平台的客户留言为例,说明现金贷在国内是有市场的,现金贷的确改善了一部分人的福利,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恶意催收、过度消费的问题。廖理认为,一个好的监管政策应该能够引导产品改善设计,这样才能有真正好的现金贷的产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